面对新世纪的门槛，回顾与总结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文学亦然，似乎还更加热闹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文学的回顾中夹杂着不少惊呼和叹息：一批文学刊物停刊，文学书籍出版一再滑坡，一批出生于七十年代的青年作家“离经叛道”，公然宣布“断裂”，如此等等。似乎中国当代文学已从新时期的巅峰跌落下来，有点灰眉土脸了。近半年来，我时常接到一些约稿信和采访，要我对此谈谈看法，可我总觉得无话可说，一概谢绝了。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这一切本属正常，完全用不着如此大惊小怪。办不下去的文学刊物当然要停刊，卖不掉的文学书籍当然不必再出，面对已是市场经济的中国，我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断裂”的观点我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可必须承认：他们的出现也是很自然的，他们当中确有一批极具才华的青年作家，自然要发出自己的文学声音。至于这声音能响多久，有没有人愿意听，能否给当代文坛提供出足以支撑自己声音的宏文力著，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让我们怀念不已的八十年代过去了，文学进入常态以后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失去了原有的指点江山的高贵地位，尤其是面对市场之后，文学的情况好像也愈发不妙了，好些朋友和我谈到时下作品时，总是一脸不屑。我却不以为然，反倒认为今天失去了轰动效应的文学是日益成熟了。其实，只要认真坐下来多读点作品就可以发现，时下的好作品确实不少，像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和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远远胜过八十年代名躁一时的许许多多中国作家的现代派代表作。这两部作品当然没产生什么轰动效应，可我固执地相信这两部长篇小说提供给我们的人类经验和闪烁出的创造之光、才华之光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后来者无法企及。文学的成熟在这两部作品上也表现得较为充分，在这两部作品里，那些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拙劣的模仿，那些带着奶油味的时髦哈欠和喧嚣全无了踪影，它是中国作家对人类世界的发言。而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太阳》和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其艺术上达到的水准和对读者的震撼力，丝毫不亚于当年的任何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同类题材作品，而且也正因为有这些作品和这些作家的存在，我们的文学才没有割断和中国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血脉联系。
不必一一例举了，只要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当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时，中国当代文学也在常态下努力奋进着，且每每大有收获。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面对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作家在选择，读者也在选择。一部赢得读者，赢得市场的作品，可能会被圈内人骂得一无是处；而一部圈内人大加赞赏的作品，也许连出版都困难；这都很正常，也完全用不着抱怨。坚守在这里是重要的，如果每个作家都能保持自己的品格，坚守自己，不断为喜爱自己作品的读者群奉献自己的新作，那就比什么都好。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新时期文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我的回答应该是：作家们独立的文学坚守和面对这个世界的自主抉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有了今日常态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日益成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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